一、科学文化的“生成—扩散”传播模式
不管史前时期是否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和发现不断证明，这种影响是存在的），古埃及文明和古巴伦文明是历史上最为古老的两个文明。[40]科学史家萨顿指出，东方智慧曾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就源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41]科学史家D.普赖斯在其《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一书中把巴比伦时期特别是塞琉西王朝时期的科学看作是人类科学文明的源头，至少是古希腊科学的源头。[42]科学史家梅森也承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很早就有了数字符号和技术发明，并认为在某些方面如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巴比伦人超过了埃及人。[43]如果萨顿、普赖斯和梅森的观点是成立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巴比伦的比较“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是否对其他民族产生了影响。对这个问题，李约瑟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已经成为公认的看法，这就是，所有最古老的和最基本的发明，例如火、轮子、耕犁、纺织、动物驯养等，只能想象为是由一个中心地区起源，尔后再从那里传播出去。美索不达米亚流域最早的文明被认为是极可能的中心。”[44]有学者进一步认为，这个中心不仅体现在技术方面，也体现在科学思想方面。例如，科学史家恰特莱（H.Chatley）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盖天说”图式加以复原后认为，这种“双重穹窿说”体现了巴比伦文化的特点，因而很可能是受巴比伦的影响而形成的。[45]科学史家江晓原认为，《周髀算经》中有明显的域外天文学成分，其宇宙模型与古印度的宇宙模型极为相似，其寒暑五带知识等可能间接地受到了希腊地理学的影响。[46]由于印度的宇宙模型及坐标体系受到过巴比伦的影响，说中国古代天文学间接地受到了巴比伦的影响，也自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