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指出：“地理环境不但对于原始部落有着很大的影响，就是对于所谓开化民族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现在英国人对于这种地理环境的反应自然同恺撒时代移居英国的部落对于这种环境的反应完全不同”[34]。普列汉诺夫在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之关系的论点上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但是他在这里所说的则是正确的。随着历史的进步，人类改变地理环境的能力将日益增强。然而，这种趋势也积累着巨大的隐患。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