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骨子里一直在捍卫着女性传统的贞德观念，婚姻的不幸，家庭的无成，没有儿孙的痛苦，让她失去了一个传统的完整女性的魅力。
因此，对她来说，除了教育，除了著述，她的人生便没有其他价值而言了，她也必须要用教育，用著述，来填补人生酸楚的空白。
追其根源，她的教育事业几乎是和婚姻同时起步的。1926年，苏雪林和张宝龄结婚，两人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不久，她就对在夫家枯燥的生活产生了不满。恰在此时，她收到了在北平女高师时的国文系主任陈钟凡的信。
他要介绍她去苏州基督教长老会办的景海女子师范国文系任主任，并到东吴大学兼课。不甘心相夫教子的苏雪林，欣然答应了这份差事，走出家庭去大学教书。
为了解两地相思之苦，她又介绍丈夫张宝龄到东大任教。夫唱妇随的日子，让苏雪林不由得对婚姻对未来产生了浪漫的幻想。
《绿天》的文章，就是二人那时候的部分写照。那时候，他们没有经济压力，没有思想负担，新婚才不久，温馨浪漫自然成了主基调。